28岁，投行女，漂北京，无男友，最终换来了扼腕叹息的结局

　　一个28岁的北漂投行女，宁愿忍受没有时间恋爱，没有心情微笑，没有可能自己为自己做一顿丰盛晚餐的生活，也要拼死拿命去换钱，直到因为胃癌，香消玉殒。

　　最近上网，见到一个漂亮女生的讣告，讣告上是这样写的：

　　她去世前在中金，前两年在毕马威。28岁，投行女，漂北京，无男友。高工资，高压力，生活无规律，加班到晚上10点是常事，忙到没时间给自己做饭，只好DQ、味千…甚至去超市觅食，喝奶茶等富含添加剂的饮料，最终因为胃癌去世。

　　一份人人艳羡的工作，一个扼腕叹息的结局。

　　点开她的微博，一张修饰过的笑脸，掩饰不住的沧桑与焦虑。没日没夜的加班，像男人一样去工作，去战斗，即便生理周期也要逼迫自己撑出一个气壮山河的小宇宙，在这种以战斗为生活的生活里，她不是第一个倒下的。

　　我曾经认识一个银行客户经理，在黑夜里，烟火中，她有一张时隐时现的脸，她的女士烟点点消散，薄荷的味道充溢其间，她的泪水打湿了脸颊。

　　她哭诉她面对大客户的艰辛，每一个手握资金流的大客户，都满怀信心想把她骗上床。她被欲望裹挟，最终成为欲望的一粒棋子，逃无可逃。

　　我曾经认识一个北大光华金融系毕业的女士，天之骄子，2008年的夏天，我们每天中午都在国贸一期的陕西面馆，同吃一碗刀削面。

　　我站在南方周末北京总部的玻璃边，把一条街对面的国贸一期眺望，那里一家国际著名投行正是她实习的单位。

　　一天十四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，凌晨时分打车回学校，凌晨两点又被经理招回去工作。她戏称自己连轴转的生活是“下刀子”，而她所为之付出的一切，包括强装的笑脸，背地里的抱怨，不过都是为了延续那个梦想，活在这个时代金字塔的塔尖上，活在人们的赞许而非卑贱里。

　　那个夏天里，我突然奇想，灰蒙蒙的国贸大楼，拥挤的下班时间，虫豸般穿梭，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，故事里说道，有一天夏天里，金融危机忽然爆发，成千上万被裁掉的员工，从国贸密密麻麻蜂巢一样的窗口坠下。

　　一个月以后，世界金融危机真的爆发了，我的朋友，也因这次危机失去了她的投行梦。

　　“一将功成万骨枯，”唐朝边塞诗人的诗句，竟正好做了今天这个丛林社会中人们努力拼搏的注脚。许多怀揣梦想，实力不凡的人，在此狭路相逢，渴望成为世人眼中的稳拿，却不免多数沦为吊丝。我相信，她们中间的大多数，赚钱不是为了花天酒地，而是认为赚钱越多越能体现自身价值。可怕的是一个标榜价值多元的社会，为什么却只有钱才能衡量一个人的价值。

　　美国华尔街

　　经商赚钱光荣，殊不知中间有多少官商勾结，内幕交易，最终，我们时代的精神变成马诺的那一句：“宁在宝马里哭，不在自行车上笑”资本家成为最后的赢家，大部分人成为屌丝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，我的一位北大同学，好几年前就略带戏谑的对我说：“你要是娶了一个光华金融女就发达了，少奋斗几十年。”在今天这个无比自由，无限可能的时代里，我们唯一的憧憬与自由，就是成为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，因为忍受强奸而获得成功。

　　于是我们不禁要问，谁是我们自由最大的敌人？

　　华尔街之狼里每个金融工作者都陷入了疯狂

　　"资本。"雷蒙阿隆会这么告诉你。

　　被阿兰布鲁默称做“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”的法国人雷蒙阿隆，曾经在他著名的《论自由》一书中，坦诚过这种现代人的自由。他认为，这其实正是形式自由，而并不是真正的“实质自由”。

　　真正的“实质自由”应该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的全面发展与全面解放，而不是被现代机器大工业所裹挟所规定的唯一可能性。我们发现，当我们这个被金融资本家们所定义过的世界里，我们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夸父逐日般奔向金钱规定过的“成功”，避免成为他人眼中的“吊丝”的悲剧宿命。

　　柏林自信的告诉我们，自由只是给我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，你可以选择做食不果腹的乞丐，也可以选择不做锦衣玉食的国王，这是你个人的意志。

　　但今天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际，我们看到是“宁愿在宝马里哭，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”的拜金女盛行，看到的是为了成功“前三十年拿命换钱，后三十年拿钱买命”的温拿心态，28岁香消玉殒的投行女，其实原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金字塔尖上的明珠。以“成功”的名义，她自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，她已经摘到过星星，而更多的吊丝，比如我们，唯一可以获得释放的，也许只能是在网络上放情痛骂一翻这个万恶的旧体制，幻想一下富二代官二代的灰飞烟灭，回味多年前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美妙余味。

　　支撑我们今天社会的“成功学”基础，正是这种不断为资本裹挟的生活中，我们日渐成为这个机器社会的螺丝钉，日渐失去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资产阶级革命所换来的，不过是用形式上的“用脚投票”，换取是实质上的“心灵自·由”。

　　其实，在不久的过去，我们中国人也许有符合人性的“心灵自·由”。

　　80年代，远没有今天丰富的物质生活，那时，面对个人生活，大部分年轻人的内心是大体安宁平静的。

　　再远一点，钱穆先生讲过一个故事，抗战时候，陪都重庆有一家远近闻名的月饼店，每逢中秋，都有许多达官贵人从各处甚至昆明坐飞机到那儿，就为了买他家的月饼。但每到中秋节那几天，掌柜的就关门打烊，不做生意，别人一问，中秋节时，月饼是最畅销，你为何偏要打烊。掌柜的笑道，这整条街上都做糕饼生意，沾亲带故，我的生意本来就已经很好，中秋节前的生意已经足够，如果中秋节还占着不走，街坊的生意就没法做，甚至破产，我于心不忍，人，还是要知足的。

　　我想，掌柜的说这话时，一定眉飞色舞。在竞争面前，他有着充分的自信，却也有着浓浓的乡情。他既能吃的好，也能睡的好，他的笑容应该是常在的。

　　当然，日益现代化的中国人，人们早已经失去了笑的好的选择权，人们普遍被裹挟入为吃得更好的战争中，这种战争的戏剧效果是显然的，你既要盯着别人碗里的肉，还要护着自己碗里的肉，只是为了，饥饿的自我。

　　资本原始积累进行时中，人们自然对学金融趋之若鹜，却恰恰可能是一种同床异梦，痛苦焦虑矛盾，皆源于此。若按照个人爱好去选，大部分人会选择学习文学历史哲学艺术，最后大家却纷纷“舍车保帅”，这就是现代性的重大特征：被解放了的个人欲望压倒一切。古代，宗教给你一个来世，缓解现世的焦虑，启蒙运动以后，肯定天赋权利，实质就是，我要尽可能的吃好玩好，炮好，尽可能比我周围的人好。实际上，个人欲望无止境，大部分人会在欲求不足中度过一生。再纵欲过度的人，也需要人文滋养与信仰，因为在欲望这条路上，尘世之人看不到头。

　　另一位女性或许大家会更熟悉，如今滴滴的CEO柳青，曾近投行的她也身患乳腺癌。

　　24岁时，柳青每天回家照镜子，觉得自己像42岁。那是她硕士毕业后刚刚加入高盛的日子。她在香港的长江中心上班，每天大概清早5点下班，紧跟着9点又回来继续上班。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基本上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以上，最高纪录达到140个小时，“体重迅速增长，脸上全是痘痘”。

　　经常半夜1点钟，柳青和一个好朋友约在女洗手间，抱头痛哭，互相借对方肩膀解压。痛苦不仅来自于长时间的加班，更来自于辛苦做出来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被领导认可。第一次几天几夜没睡觉做完一个财务数据模型，柳青被领导狠批一顿。被批评的错误都是细微的：四位以上的数字一定要隔三位加个逗号；如果是假设的数字，一定要用蓝色；做一个饼图，中间有一块颜色错了，因为紫色不够紫。甚至，领导要求每一条语音留言都要按照规定格式，不能上来就用自己平时习惯的嗓音说话，而要留下沉稳、成熟的声音。

　　如今也不能评定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，但有位朋友说得很对，“不要用自己的生命，去点亮他人罩在你头上的光环。”爱惜身体，照顾好家人，活着是一种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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